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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載自文訊雜誌2010年3月號,周行(文字工作者)專訪奚淞
圖片/《漢聲》雜誌提供 (年輕時的奚淞,是否酷似政壇操盤手"金小刀"?!)

  奚淞說,「不脫鞋!」然我們仍有些緊張,深怕自己帶來外面一地雨水污漬的鞋,弄髒了潔白的地板。
  但是,進到這位於新店溪畔的工作室後,舉目環顧的我們,一下就忘了緊張,頻頻對著屋內的一切發出讚嘆。
  在奚淞的工作室,畫架上的圖稿自是平常。門旁一張造型繁複的木椅,即便我們無法指認那細膩的木工技法,也看得出時間絲毫無損於這老木椅的工藝美感。
  攤在大桌上,一張白描觀音的頭像完成約半,細膩的線條勾出觀音的旋髮與纓絡,已有眉目的祂,仍舊低眉垂眼,照看畫紙外的芸芸眾生。
  而最叫人驚嘆的,是橫樑上一紙一紙的書法。奚淞以勻淨的字體抄上自己喜歡的經文,貼在高高的橫樑上,是展示,也是人間修行者給自己的提示。
  橫樑一角無經,寬鬆白紙上只斗大二字,「如是」。奚淞指著,說是朋友重症臨終前,在病榻上奮力一寫的贈字。
  朋友才壯年,病來如山倒,猶不知生命到了盡頭。家人不忍,請託奚淞和朋友談生死大關。從抗拒、憤懣到接受,樑上的「如是」二字,一點也沒病人的軟弱恐懼,從起字到收止,生命的力量很穩,很靜。
  這房間很奇妙,既出世又入世。看似樸素而充滿故事和細節的物件,卻別有一種空曠淡然的氛圍流動其中。這一點也不奇怪,因為,這正是奚淞與他的創作帶給人們的感覺。

★文藝啟蒙,來自原初的存在困惑
  替奚淞的創作身分界定類別,其實不是太有意義的事。
  起先,他是早慧秀異的年輕小說家。當年一戰成名的《封神榜裡的哪吒》,至今讀來仍令人訝異,飽滿自然的情感、均衡的結構、虛無與美感的巧妙並置……很難相信這是他的短篇小說處女作。
  然後,他去巴黎習畫、習藝術。再然後,他回國,成為《雄獅美術》、《漢聲》的雜誌編輯。做為編輯,他的文字功力固然了得,但他繪製的一系列中國神話、童話插畫,叫人簡直不知該稱他作家還是畫家好。
  奚淞索性給自己一個非此亦非彼的稱呼──手藝人。
  手藝人生涯不斷遞進,創作內容卻又翻了幾翻。他寫散文,寫札記,畫白描觀音,油彩日常靜物和佛陀經歷。他教人們動用心與手,投注任何一種手藝都好,為的是尋求內心平靜。奚淞的母親和薇薇夫人都在他的推手下,以繪畫加入手藝人行列。
  身不離文藝,追求的似乎又不僅止於文藝。後來,奚淞逐漸稱自己為「佛弟子」,但他老早就去到北印度和南亞等佛教地區,親身踏查佛教藝術的源流,追溯佛陀的生平足跡了。
  給奚淞確切的創作身分或許不重要,但,究竟是什麼樣的動力,驅使他在文學與藝術的國界裡不停往返越界?
  歸根究柢,得從一個戰亂時期生長的孩兒,對存在起了根本而蔓延終生的困惑說起。
  「所有一切,不管我畫畫或寫作,其實都來自一個原始的困惑。我們如果買一件家電,總會附上說明書教我們怎麼使用,可是,我們人被生了出來,不是自己要的,卻也沒人指導說這機器該怎麼用。因此,環境造成我們的第一步,在童年時,對於世界有某種感應,這衝擊便會造就一生的行動慣性,變成了性格的傾向。」
  世界給二戰後期出生的小奚淞最強大的衝擊,就是骨肉分離。奚淞回憶家族史,父親與母親相識於十里洋場的上海,是自由戀愛後決定相知相守的;然而,父親已有媒妁之言的妻子,奚淞的母親只得在身分證上與外人面前扮演奚淞的長姊。逃難時,身為年紀最小的孩子,奚淞沒和母親一道,反而與遠親輾轉來台,和遠在香港的母親過了好幾年才重逢。
  奚淞最早的記憶,是四歲時有一日上幼稚園,「女老師彈風琴,大家排排坐吃果果,都很開心,唯有我一人哭了。老師問我,你怎麼了?我就說,媽媽死了。但我媽根本沒死,只是在香港,一直想接我跟她團圓。」
奚淞說,這種原始的失落感,加上母親在家中的曖昧角色,導致他常感覺自己是不真實的人,經常幻想睡覺醒來後,會變成另一個人,而那個人才是真實的「我」。
  童年便對世界與自我如此強烈感知並質疑,及長,接觸了傷春悲秋的古典詩詞、少年時期大量閱讀國外翻譯文學,先天的敏感和後天的理解力,使奚淞察覺,探討人類感覺的文學和藝術,或許能解開自己深埋心底的原始困惑。
  「當時感覺文藝是探索心靈的門道,加上衣食無憂,父親也縱容,我就自由去浸淫其中了。」
  後來,奚淞選擇就讀國立藝專美術科,一方面受到學長們的薰陶,成為叛逆不羈、尋找前衛的畫壇新手,一方面,他也遇上了台灣文藝發展最為燦亮的時期,狂熱閱讀外國文學與歐洲電影,也結識了許多和他一樣迫不及待展翅飛翔的同行者們。

★在哪吒身上,看見自己
  說起那時的台灣文壇,奚淞眼裡的光采依舊,喜悅依舊。「那時,台北因被稱為文化沙漠,只要有任何翠綠長出來,大家都非常關心,形成觸目的焦點。於是,陳映真寫了第一篇小說〈麵攤〉一刊出,就在小圈圈裡形成好大的轟動,又或者《現代文學》翻了一篇卡夫卡,轉眼間人人滿嘴也『卡夫卡』起來……。」
  那樣珍視文學新芽的年代裡,奚淞的表現傾向也偏向文學,只是,一開始他對自己的寫作能力並不自知。大學畢業後,奚淞到新竹入伍服役,那樣苦悶的時空中,最大的樂趣就是寫札記。和日記不同,奚淞清楚自己書寫是為了分享,哪怕一朵小花,或新竹令人難忘的狂風,都成為他練筆的題材。
  「我是為了寫給朋友看的,為了使他們有興趣,便要運用技巧使敘述有美感。這麼鍛鍊一兩年下來,雖無刻意,我卻養成了駕馭文字的能力。」
  沒料到,奚淞退伍後,母親因被懷疑有子宮頸癌,住院就醫了好一段時間。童年時被遺棄的感受又回到心中,害怕再度失去母親,他就近陪伴母親一個多月。
  有一天,在醫院裡百無聊賴的奚淞,抓起一張白紙,自自然然地就寫出了《封神榜裡的哪吒》。他花了一天一夜寫好,這樣的書寫經驗,從前沒有過,以後也不曾發生。
  「我初次在地方戲看到哪吒剔骨還肉的故事,那把身體重新換過的意象,給我很深的撞擊,好像種子一樣停在心裡。說到底,想改造自己、變成另一個理想自己的慾望,從童年就醞釀了。」
  「當時一下筆就寫進去了。先前文字結構的訓練,讓我很流暢地把所有想陳述的材料都組合起來。第一句寫對了,整個結構就被張開,好像找到一條線把一切都串起來。我慢慢寫進去,一邊有種狂喜。」他嘆道,這輩子再無相同的體驗,卻讓他彷彿開了一扇門,了解什麼是「創作的快樂」。
  小說寫好後,由於結構新、詮釋中國傳統的方式新,一下就獲得文學前後輩的好評與敬重,白先勇更是一眼相中,登在《現代文學》上,也是這個因緣,奚淞和白先勇成為一輩子的文學好友。
  新芽竄出,大家都很興奮,轉眼便討論起奚淞這文壇新銳的創作問題,也開始稱他為「作家」、「文學家」,這一下,奚淞嚇壞了,觸及內心那小小的自我認同疑惑,他決定逃走。
  多年後,奚淞自道,儘管後來也交出幾部短篇小說,終究感覺寫小說「對我還是比較難的事情。雖有創作飛躍的感動,但經營小說要耗好大精神投入、揣摩,不容易成就。」
  雖然如此,當年的文學養料仍深深駐紮在他的創作血液裡,「直到今天我還是很喜歡卡夫卡、川端康成、芥川龍之介的短篇小說。年輕時知道那是好東西就反覆地讀,從中學到好的短篇小說,注重結構性、精練、控制全局,要在很短的狀態內達到效果,從第一句開始就環環相扣,這些都帶給我很大的啟發。」

★沒有生活金字塔,哪來的前衛?
  從文壇遁逃的奚淞,一逃就逃到了千里外的巴黎。
  選巴黎,理由很簡單。奚淞酷愛存在主義文學作品,幻想在巴黎街頭就能和沙特、卡謬等大師相遇;而巴黎又是前衛藝術的重鎮,哪個美術系畢業的學生不想親炙當地風采?
  帶著這些想望前去,卻都落了空。奚淞沒見著任何一位存在主義大師,他對前衛、尖端藝術的崇拜,也被當地的生活文化沖刷、轉變。
  「法國人跟中國相比,真是散漫極了!我到巴黎美術學院,好像熱帶魚一樣游來游去,沒人管。有人問,你做什麼的?我說來美術學院學畫畫,法國人就笑了——畫畫還要進學院?哪個畫家是學院出來的?要在生活裡學!」
生活就是閒逛。奚淞覺得自己突然變成鬼影子,而法國處處都是風景明信片,他這隻鬼影,既不屬於此地,也就隨性走看觀察了。
  「看到他們生活的細節,我才知道所謂文藝尖端,是建立在廣大的文化金字塔上的。底下層層疊疊的,都是生活。我們遠在台灣看到的尖端,只是站在巨人肩上的矮人,巨人則是靠時尚、飲食、化妝、建築等等累積成。前衛靠這些東西餵養,成功了,才能存在下去。」
  奚淞由此產生從未有過的反省,當時台灣人走到世界各地,都急著把前衛新潮帶回台灣,但,「那是放在金字塔上的,我們連金字塔都沒有,拿來也是漂浮無落腳處的。」
  有了社會意識,希望為台灣文化環境做些什麼的他,體會到「如果關心文化,回台灣做什麼都可以。」因為,台灣欠缺的金字塔構件,實在太多,太多了。
  返台後,奚淞在《雄獅美術》工作一年,接著到《漢聲》,和學長黃永松、姚孟嘉等人致力於中國美術造型、民俗藝術、兒童教育、環境生態的介紹與研究。同時,奚淞又寫又畫《山海經》等中國神話,參與雲門舞集的排練工作,幫電影導演陳耀圻編寫《晚春情事》等片的劇本……。
  「那真是台灣的黃金時代,身邊同齡朋友都在忙著把沙漠變成綠洲:新象、雲門、《雄獅》、《漢聲》、《藝術家》……每做成一個,大家都鼓掌。」
縱然是文藝的黃金時期,當時台灣整體環境仍是禁忌壓抑的,奚淞說,他沒有不滿,畢竟性格傾向本就對政治疏離。然而,他也曾對老師俞大綱提出困惑:「一個社會要進步,究竟該革命,還是靠點點滴滴的努力?」
  「老師說,絕對是後者。俞老師是經歷過中國巨變的,對革命有很多疑慮,認為一不小心就會生靈塗炭、矯枉過正。執著於理想所造成的傷害,他很多感觸。他說,傳統很像頭腦,現代是亂走的腳,我們應當設法做出一個肚腹,把頭腦和  腳串聯起來,把傳統和現代銜接上,使我們有自己的風度。」
  奚淞說,俞大綱的這段話,很長一段時間成為他自己工作上的座右銘。

★在光中,發現身邊的佛
  從早慧小說家到觸角廣泛的文化人,那些年的奚淞飛揚耀眼,對社會文化的關懷超越了個人困惑,然而,沒解決的問題終究回頭來要求一個答案。
  奚淞母親的過世,帶給他相當大的衝擊。親人的死亡,是一口大鐘驀然敲響,將他自童年以來的存在大疑重新喚起。
  奚淞開始投入佛的世界。讀佛經,修佛法,畫佛像,以文字記錄有佛的生活。
  從創作上來說,這轉向也是必然。察覺「文藝從沒答應解答我問題」的奚淞,在托爾斯泰晚年的創作生活中確認了自己接下來的路。
  「托爾斯泰這麼一個偉大的文學天才,寫《安娜卡列尼娜》,好像畫家一樣毫不費力把情境描摹出來。他贏得世界的讚譽,卻認為那沒有意義。他說,即使能忠實揣摩人的心情,但人存在的問題沒解決。他後來研究原始基督教和民間東正教,發現古老的文化傳統,透過宗教深刻地落在民間,認為那才是真正和生命結合的文學,不是為藝術而藝術。有人說,晚年寫《復活》的托爾斯泰已經不再是偉大的小說家了,但他走向了生命關懷,真正偉大的托爾斯泰就出現了。」
藝術能呈現困境,卻不能解答。奚淞在這領悟中亦發現,自己還是能寫字畫畫,但目的已非寫字畫畫,而是維持心靈的活躍,「畫畫讓我對形象有敏銳觀察,寫作讓我記住事情,這是磨銳我感覺的工作,是我用手造渡河之舟,讓心靈度過人生的波濤萬丈、大開大闔,抵達彼岸的平安快樂之境。」
  成為佛弟子的手藝人,陸續出版了《三十三堂札記》、《光陰十帖》、《大樹之歌》,仍舊是圖文並陳,從白描觀音,生活靜物到佛陀生活過的北印度森林,奚淞希望透過繪畫行動和內容,傳達佛並不遙遠出世,而是近在生活。
  遊歷北印度後作成的《大樹之歌》,以油彩畫繪出佛陀自生至死的重要場景,畫中人和自然的關係溫柔親近得不需質疑,更關鍵的卻在於光線。是無所不在的光,給了畫中的佛真實具體的身影。
  「當我真正走入佛陀走過的大自然中,才察覺所有深奧玄祕其實都是自然的狀態,就是土地,是早晨的日光,是黃昏的夕陽。那樣的樹林,就是佛陀赤腳走過的,而兩千五百年,便一點也不遠了。」
  奚淞想起了重現現實條件的西洋油畫技術,因著自然光的運用,使物有了質量和自然的形狀色彩,於是,一直想畫佛傳卻懼於下手的他,終於知道該如何傳達佛陀帶給自己的感動。
  「我以前不敢把佛陀的臉畫清楚,怕把祂當成一個表演的角色。但畫到佛陀在菩提樹下死亡,當把夕陽的光畫出來時,我就知道問題解決了。佛陀是不重要的,光是重要的。那是從古到今相同的光。是自然光把我們帶回那時刻。把時間搬開,你就走在這古代的聖人老師身邊……。」

 ★手藝禪,尋找內在的寧靜
  2010年3月,奚淞說「好像火車頭一樣很有動力」的老友白先勇,將推著奚淞到香港大學辦一場盛大的「心與手」回顧展。在西門町中山堂光復廳的行前展具體而微,有他近年的重要作品:大樹之歌、靜物連作等,也有創作歷程的文件影像,奚淞形容是,「看我怎麼從黑頭髮畫到白髮蒼蒼了。當時眼光很敏銳,現在是老花眼,但多了點微笑。」
  展覽的精髓還有一著。除了奚淞要在三場講座上分享「手藝禪」的概念,還會現場帶著參展民眾進行靜坐、抄經、經行等禪修練習。
  從手藝人到手藝禪,繪畫、書法都是不變的行動,只是,當手藝是禪,行動當下的忘我,便能擱下焦慮和執念,按奚淞的經驗,那樣的經驗,令人歡喜。
  「透過手藝,人會進入專注穩定的狀態,這是很好的境界。你看專注的人都有種很美的神態,為什麼?因為把自我焦慮放下了。專注,就是禪定,比如縫衣服,一針就是一剎那,一個剎那,兩個剎那……焦慮消失了,煩惱沒有了,你會看見底下有種生命本自俱足的安靜和柔軟。」
  走過漫長的創作旅程,回首來路,奚淞笑得坦然,澹然:「我這輩子都被電影般一格一格的光和劇情弄得又哭又笑,現在知道,生命中的戲劇是一個程式,而放下苦樂輪迴的戲劇後,我終於能皈依於柔軟安靜的地方,找到寧靜,找到人的本位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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